我家的后院是典型的北佛罗里达州乡村院子中的一座，小院算得上宽阔，负鼠和维苏威蚂蚁时常光顾，仔细想一想，你都能想象得出那些细小的蚁丘的模样。

 

    我的哥哥麦克曾经给我讲述过所有关于天使的故事，他用自己的语言给当时年仅4岁的我描绘出了一幅美景，即便是并不能确定当时是否真的用心在听他说了什么，但那个场景还是在4岁的记忆中扎下了根。他会把橄榄球头盔套在我的脑袋上，大大的头盔很不合适，护耳的部分沉沉地搭在我的肩膀上。不过，我想我准备好了，把自己当成那个站在防守线上的球员。随着一声大喊，7岁的麦克抱起橄榄球向我冲来，像是电影中的慢镜头，他跑得很慢很慢，对了，仿佛是在月球上漫步。当我伸出的手触到他的腰带时，麦克的动作就像一辆破旧汽车般夸张：仰面躺在地上，闭着眼睛，还吐出了舌头。而我，则刚刚完成了历史上最著名的一次拦截。

 

    当我在从车库门口到放曲奇罐的柜子之间的跑步比赛中战胜麦克时，我想我一定会成为全州最优秀的短跑选手。当我在战舰游戏里忽然喊出制胜的口号时，麦克也总会高声叫着“你击沉了我的军舰！”即使，其实我根本只是在作弊。是他保护着我，让我的幼年远离虫子、妖怪和失望的侵扰。

 

    我们在一起的日子，像被分割了的细节一样，支离破碎地组成了我儿时的记忆：在家看录像带、玩立拍得相机，还有许多家庭小故事。而其中对他最清晰的印象无疑便是在院子中的橄榄球游戏，他带着球冲过来，而我成功地防守住了他，于是，毫无例外地，他会摔倒在地。

 

    我恐怕永远都无法理解，为什么自己唯独对此印象深刻，甚至在有生之年里都不会忘却。他摇摇晃晃的身体应该只是因为极度缺乏平衡能力。我还记得1971年初，父母、麦克和我一起搬到了杰克逊维尔，家旁边就是一家以治疗儿童脑部肿瘤出名的医院。

 

    那年的11月，麦克离开了人世，年仅9岁。悲伤的气氛日以继夜地弥漫在屋里的每一处角落。饭桌上唯一能听到的动静，是冰块落入茶杯的声音。开车出门时，依旧很安静，无意中，父亲戴在手指上的婚戒会碰到方向盘，发出清脆的一声。我一个人玩着战舰游戏，自言自语地扮着两个角色。父母各自坐在沙发的一角，直勾勾地盯着电视机里播放的节目，迷失在各自的思绪中，怀揣着各自的哀伤。

 

    悲伤从来没有为快乐让路，这情形直到1972年才有所改变。我记得有一天给父亲看了自己用Crayola千色乐画笔创作的图案：迈阿密海豚队的标志，头盔上还画上了一条小鱼，可看起来挺像只软软的虫子。父亲笑了。那是一个新的开始。

 

    我的父母都喜欢海豚队。我的母亲喜欢数学，所以她爱死了鲍勃·格瑞斯的传球线路，以及教练唐·舒拉排出的战术方阵。我的父亲相信世界上再没有比尼克·布诺尼柯蒂更好的球员了，他还教我怎么拼出拉瑞·克桑卡的名字。

 

    那个秋天里的每一个周日，是迈阿密队的每一个胜利帮着稍微缓解了我父母内心深处无尽的空虚。尽管，我不敢将1972年那支不可战胜的海豚队当做家庭的治疗者——父母的婚姻最终还是没能保全——但我依然想得起，是这支球队将家里人又拉回到了能聊天的氛围，让家中漫布的冷清里又出现了一些些声响。

 

    我们在开车出游、做饭和电视广告的间歇里，都会聊起海豚队。1972年里，每当海豚队获胜时——你能想象到这样的厄尔·莫雷尔？默库里·莫里斯的移动怎么样？——这样的话题渐渐被讨论得更广泛，更大声，一切都变得更美好了一些。

 

    我仍然很感谢他们——超越我所能理解的感谢，直到第42届超级碗决赛。坐在格兰戴尔的媒体席上，我看着巨人队的埃利·曼宁在爱国者队严密的防守中，如入无人之境，比赛还剩59秒时，曼宁灵光闪现的一记传球帮助大卫·泰里达阵成功，新英格兰爱国者队如同当年海豚队一般的不败赛季就此被终结。

 

    我意识到了这场比赛是一个结束内省的机会，大约两天之后，抛开灵魂中那些抽象的反应，我对爱国者队的失利产生了一个想法：很好。这想法吓到了我。尽管并没有意识到，但我的确还没有对这支唯一可以和记忆中那支无瑕的海豚队相媲美的球队的失败作好准备，要知道，那是我曾一度认为不可摧毁的一种情节。体育是我们过往经历的一个占位符、里程碑或者转折点，而在我们从人生旅程的一个阶段迈向另一个阶段时，依然有它的身影。

 

    1972年的海豚队给我的家庭带来了甜蜜。麦克也会爱上这支球队的，因为它从未让人失望，因为它奉献了梦幻般的赛季。在我家那个被蚁丘分割了的后院，麦克曾扮演过华盛顿红皮肤棒球队的球员，也曾让我专心地做我的无敌“海豚人”，是他一直保护着自己的小妹妹远离失落。